篮球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篮球赛,排除恶意犯规应当受到惩罚外,常规性犯规应当自甘风险。
【案情】:原告江明与被告王涛(原被告均为化名)均系教师,2012年6月5日,在中学操场分组打篮球。在打球过程中,案外人李松(化名)带球投篮不中,原告背向篮框站在篮下,做出准备接球起跳的姿势,被告从底线过来,与同在球场打球的一名队员去争抢篮板球,被告在原告身后跳起抢球,与案外人同时起跳,原被告和第三人碰撞在一起,被告右手拐撞在了原告口唇部位,致使原告门牙内线松动,疼痛难忍,退出球场。次日原告感觉牙齿不适,去县医院治疗,经诊断:两颗门牙牙根折。县医院医生随即给原告做了牙间结扎固定,并告知原告两个月后拆除钢丝。8月6日,原告去汉阴县医院拆除钢丝,发现牙齿依然松动疼痛,建议到西安治疗,到西安拍片后确定两颗门牙根折,西安医院拔除了两颗门牙。
2012年9月,原告经鉴定两颗门牙根部折断,属十级伤残。2012年10月,原告江明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王涛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共计4.6万元。
【法庭举证质证】原告提供了学校操场监控录像,但无证据证实被告抢篮板球行为属犯规。
风险自负又称自冒风险、自愿承担风险、自甘冒险,是普通法上的一个古老的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指受害人在明知有某种危险存在的情况下,仍去从事某项活动,不得请求加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适用受害人同意作为篮球运动员间对人身权的侵害行为的免责事由。
本案的原告人,属于自甘风险,符合以下几个要件:1、受害人和行为人的风险预知能力。受害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学校教师,学校有着篮球运动的基础设施条件,原告经常参加这样自发组织的篮球,也比其他职业有掌握篮球运动规则和风险的条件,受害人知道篮球运动危险,具有鉴别危险的能力; 2、受害人和行为人具有自愿承担风险的意思表示。受害人有自愿承担危险的意思,篮球爱好者自发组织的篮球分组比赛,这在篮球运动爱好者中比较常见,被告虽为体育院校毕业生,在事发时还没有工作,被告参加他们的球赛,从被告人外在体型上可以判断其身体对抗上能力就比非体育院校毕业的人具有优势,被告人一般人具有运动知识,对篮球比赛恶意犯规比一般人了解清楚,原告人并没有表示反对被告参加当时的篮球比赛,其明白比赛比纯粹的打着玩有乐趣,其本人表现积极参加,具有自甘风险的意思表示;3、自甘风险的行为,不违反成文法的规定。我国法律没有将打篮球常出现的身体碰触造成的损害列入应当赔偿范围,显然就不违背法律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自甘风险,《侵权责任法》也没有将其列入条文,但体育竞赛中致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已是约定俗成。参加竞赛者通常以默示的形式表示,在正常比赛中受伤时不让致害方承担赔偿责任,这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共习俗、一种社会共同道德。法律应当认可体育竞赛中的这种惯例。我们在尊重法律的同时也要认可不违背公序良俗的习惯。
竞技体育运动中发生在运动员之间的伤害事故,以过错责任为主,在不存在主观故意,即在过失的情况下造成其他人员的伤害时,也应当风险自负。笔者查找了相关案例,司法实践中,对恶意犯规造成的伤害才予以惩罚,对常规性犯规予以宽待。这是因为篮球运动参与者和观众已经习惯和接受了常规性犯规。法院惩罚故意侵害人身权的行为,让利用体育赛事借机报复他人的行为得到惩罚,使竞技体育更加规范、更加精彩。
篮球运动是对抗性较强,身体接触几率高,常常出现碰撞摔倒,篮球赛中抢篮板球是常见的,在激烈的运动中,很难要求行为人每次在做出下一个动作之前都要经过大脑的慎重考虑,正所谓“许多人如此集中注意力于自己的运动上,以至于根本不顾忌旁边的第三人”。队员之间快接投篮,防守和抢攻都容易造成人员身体受伤。运动中受伤比较常见。
在比赛中,运动员常常会采取技术性犯规来阻止对方的有效进攻。有些手段虽然不为规则所允许,但是为了比赛目的,具有社会相当性。这种技术犯规具有社会相当性和普遍性,这已经被 人们认可。这在正式赛事中,可以用裁判规则和运动员管理体制来约束,如果实践中真的采用了“凡是违规行为都是侵权”的观点,比赛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也将给司法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即说技术性犯规,已经被参与的运动人和观众接受,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犯规,包括技术犯规,应当从司法实践中予以宽待。一场对抗性篮球比赛中有许多次犯规,因此,由于体育竞技的特殊性,即使有一些犯规性的动作、有一定的伤害事实,也可以认为是该项目的一部分,不构成违法也无需承担责任。例如最常见的打手犯规和阻挡犯规,虽然侵权人对被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有的甚至造成了被侵权人受伤,侵害了其身体权甚至生命健康权。但是对侵权人不能追究其侵权责任,只能根据篮球规则记录其犯规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侵权人对于犯规的心态,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但是,其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其心理状态应该是过失,而不能是故意。也就是说,加害人对于自己实施的犯规行为,可以是明知的也可以是应该预见但未预见到或者预见到,但是轻信能够避免的。但是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必须是不存在明知或者放任其发生的心理,这也是对于篮球比赛中风险的弥补。对于明知会对被侵害者造成参加篮球运动规则所能预见与容忍风险以外的伤害,而故意或者放任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侵权责任。对于这样的犯规行为,属于恶意犯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人的犯规”而不是“对球的犯规”。这种恶意犯规才构成对人身权的侵犯。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侵权责任的构成和赔偿方式。但根据我国民法的法律渊源和司法实践,下列行为,不能认定为侵权行为:1、自助行为,在紧急状态下为了自身利益和国家集体的利益,不得已实施损害其他利益的行为,如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2、受害人同意的行为。如,。3、符合法律规定的意外事件;4、职务行为。如消防队员灭火造成的损失;5、自甘风险。即明知有风险,而积极参加,应当视为对风险能够预见,放弃赔偿。6、见义勇为行为的例外,法院可判决或者调解受益人适当补偿。
何谓重大过失?一般人犯了超级可笑的错误;专业人士犯了一般人的错误;;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是否为过失,过失是指行为人对于特定或可以特定的损害结果的发生应当预见并且具有预见的可能。但却未预见的心理缺失。
过失规则的基础在于行为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原有预见的可能,只是由于意思基准的欠缺,导致违反了该注意义务,而没有预见,所以判断过失的重心在于行为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是否能够预见,即“预见可能说”。判断此种预见可能性是否存在,应当考虑特定行为人的年龄、健康、能力等主观因素以及当时的环境及行为的类型等因素。也就是考虑个人应该预见的能力,就可以适应客观标准的运用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行为人应该具有的心里状态。
本案篮球运动是群众性普及高的运动,原被告在参加此项运动中都有能力预见到运动的危险,都应当预见这种剧烈的比赛中存在的受伤的可能,毋庸置疑,原告是体育院校毕业,也热爱篮球运动,对篮球规则熟悉,不存在故意而为,本案如果适用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原告虽然提供了当天学校操场录像,但该录像模糊,没有提供足以证明被告行为存在故意或者过失。
原被告人同为学校老师,经常参加篮球运动,都应当知晓运动规则和风险,都有能力预见受伤的可能,如认定体育运动中的常规性犯规为过失,显失法律的公平原则。原被告并无宿怨,主观并无过错,即使在过失的情况下造成的原告的伤害,原告也应当风险自负。
本案从原告举证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符合上述故意而为的恶意犯规, 法院无法认定侵权。
1、过错责任具体表现为故意和过失,其关键是有没有故意和过失的心理状态。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能证明我有过错和过失,也不能推定我有过错。
2、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应当适用无过错的特殊侵权,不考虑行为人过错。显然我们打篮球意外碰撞造成的损害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范畴。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该条已经改变了《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表述,公平原则不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则。从我国立法情况看,《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从该条文看,似乎是规定了公平作为规则事由,而不是减轻赔偿的考量因素。我们不能推出公平原则是《侵权责任法》上的归责事由。理由是,从发条体系解释角度看,《民法通则》对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一百零六条,而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则在责任承担条款的前后。这说明该条与损失承担的规定更为接近。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民法通则实施意见》第一百五十七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式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规定,从中可以看出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的限缩解释为只适用于基于过错责任的侵权案件,而且对方当事人并非承担责任只是补偿。可见,《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只是损失分担则。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我们不能理解为公平原则,但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在《侵权责任法》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既要考量《侵权责任法》是新法,也是特别法,其效力上于旧法《民法通则》。也要考虑法律立法精神上的历史沿革,从《侵权责任法》立法精神看,构成侵权才担责,本案不构成侵权,也不是为了对方利益或者共同利益受到的损害,当然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如何理解“没有过错”?首先考虑能否适用过错责任,过错是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一阵描述,具体体现为故意和过失。本案不是故意,也不是过失。因而不能适用该条款;其次,审查行为人的加害行为有无推定过错责任。再次,不能找到有过错的第三人。司法实践中,会出现损害结果是第三人造成的,但确不能找到有过错的第三人,此时行为人虽无过错,但其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有一定事实上的联系,从平衡利益出发,让行为人分担损失也具有合理性。最后,考虑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是否有因果关系。规定了行为人分担损失的前提是损害与其行为有某种联系。本案从上述条件中没有完全具备条件,所以不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判决分担损失。